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碧血侨心映中华——听老归侨讲述抗战的故事

2012-03-19
 

(来源: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)

图片说明:抗战期间,3200多名华侨机工冒着炮火奔驰在滇缅公路上,保障军火及生活物资供应,其中有1000多人牺牲。
上左图:南侨机工王亚六
上右图:南侨机工罗开瑚
上中图:我国的桐油通过滇缅公路外销,换取武器、弹药,支援抗战
下图:当年滇缅公路上汽车首尾相接,行人往来不绝。

王耀华:延安抗大学员、原安徽省军区顾问,泰国归侨
彭嘉衡:飞虎队成员、原中国民航交管局干部,印尼归侨
王唯真:延安侨联成员、原新华社代社长,菲律宾归侨

    他们看起来是普通不过的京城老人,却有着传奇的身世,大多进入耄耋之年,依然精神矍铄。他们居功至伟,却淡泊名利,荣辱不惊,经常听到他们说的一句话是:“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,我现在是生活在天堂里。”归侨抗日老战士的高风亮节,令人敬佩。
    今年七、八月间,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、中国侨联和北京市侨联分别举行座谈会和纪念大会,首都侨界参与热情高涨,每次报告会都座无虚席。最令人动容的是归侨老战士讲述亲身经历的抗日故事,他们归国后,与日军展开一场场殊死的战斗,或深入敌后虎口拔牙,屡建奇功。而当时华侨最多的南洋日寇占领区,我们的同胞同样过着悲惨的生活,仁人志士奋起抗日,喋血海岛。
    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,听一听他们的故事,那个时代的悲怆和激昂,再次拨动我们的心弦。我们崇敬万分,追思无限。

王耀华:深入敌营惩处汉奸
    王耀华(87岁):我和七名泰国华侨青年,1937年12月自筹路费,经过香港赴延安,在延安抗大学习后奔赴前线。我们七个人,有三位牺牲在抗日前线。
    那时,我主要同敌伪军打交道,获取情报,瓦解敌人。斗争极为惊险,我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而我所在的江苏盐东县联络处,就有两位同志在同伪军谈判时,被不守信用的敌人杀害。
    有时,我们还深入敌营打击敌人。盐城县日寇宪兵队情报组的组长唐斌,欺压百姓,无恶不作,我们决定惩处这个汉奸。我们掌握了对方的行踪规律。每天下午唐斌都要和另外3个特务一起到南岸浴室洗澡,我们就来一个“浴室捉群特”。我们兵分四路,当武工队突然出现在唐斌等面前时,他们大吃—惊,面如土色,瑟瑟发抖。
    与伪军打交道,敌我友关系错综复杂,有时要冒生命的危险。一天,我只身去敌伪据点伍佑镇了解情况,没想到在路上突然碰见了盐城日军宪兵队的密探刘正昆。在这以前,我们彼此是认识的,我同他寒暄了几句,就想法甩掉了他。因为任务没有完成,我没有离开这个镇子。但顾及到他可能会给日军通风报信抓我,当时就决定不去过去住宿过的两家关系户住宿了,而是转移到另一个关系户,伪警察大队长孙玉康的家里。没想到第二天天刚亮,盐城宪兵队就出动了好几十人来抓我。原来敌人是根据那个密探的情报,断定我没有离开这个镇,所以一到伍佑镇就把所有通道都封锁起来了。孙玉康的妻子怕受连累,就催我赶快离开他们家。孙玉康情急之中想起了他家后院的一口空棺材,让我进去藏一藏。
    我知道孙玉康为了自身的安全,是不会暴露自己和新四军干部有联系的,就大胆躺进了棺材。之后,孙玉康又在棺材上盖了一些稻草,做得不露一丝马脚。不一会,日本宪兵果然噔噔噔跑到孙家查问起来,孙玉康和他们周旋应对了一番,终于搪塞过去。我这才虎口脱险。

彭嘉衡:64次冒着敌人炮火出征
    彭嘉衡(85岁):我是7月7日出生的,天生就是打日本侵略者的人。14岁那年,我从印尼回国,在家乡广东兴宁一中读书。“9•18”后,学校停了课,热血青年纷纷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。我想去延安上抗大,路不通没去成。黄埔军校17期招生,我如愿以偿,被编入华侨总队学习,毕业后赴美国接受飞行和作战训练。1944年秋,我学成归来,进入中美联合航空大队(飞虎队)。这个队的大队长、队长、飞行员都由中美两国人员对半组成。
    为了争夺制空权,战斗十分惨烈。记得我被分配到第17中队时,就听说分队长林耀牺牲了;过了几天,分队长卢易彪又牺牲了,他是越南归侨。有一次,飞虎队一架飞机中弹,摇摇晃晃地紧急迫降,着陆后机身起火,飞机停住了,螺旋桨还在转动。飞行员被活活烧死,人烧焦了,面目全非,但坐着的姿势仍紧握驾驶盘。
    为了打败日寇,我们都把生死置之度外,我也记不清死过多少回了。1945年春,穷途末路的日军对芷江机场不断发动袭击。我的任务是每天驾驶“野马”战斗机,侦察、驱逐和打击日机,保卫机场安全。有一次,我奉命驾驶二号僚机,轰炸武汉长江江面上的敌舰。江面上,日军大小船只和军舰在日机掩护下徐徐西进,我的飞机躲过敌机向敌舰俯冲,投下重约500磅的炸弹。与此同时,日军军舰上的防空火炮向“野马”齐射。着陆后,战友们把我从驾驶舱抬出来,看到“野马”的机尾竟被日军打了20多个弹孔…


王唯真:战斗在拿笔杆子的部队
    王唯真(83岁):日寇南京大屠杀后,海外炎黄子孙被空前激怒了,我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。父亲担心我尚未成年,且体弱多病,不同意我走。我多次争取,父亲终于感动,带我回国,途中被滞留在香港。
    取道越南,历经千难万险,1939年8月,我们被送到西安西北方向的吴堡青训班学习。领导把我们编入123队,专门成立了“华侨排”。我后来到延安学习、工作,1941年11月转调新华社。
    这是一个特殊的战场,战斗在这里的是一支拿笔杆子的部队,包括二十几名华侨青年。架设在山上的简陋天线和土窑洞里的收报机,日夜收听着东、西半球各大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新闻。这些新闻,是处在延安山沟里的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掌握世界战局、交战国政情动态的主要信息来源,起着“耳目”作用。报务员大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,只懂英文字母。面对外国通讯社机器播发的每分钟200多个字母,他们硬是戴着耳机用手抄录下来。这是清凉山的一大奇迹。
    清凉山的第二大奇迹是“破译天书”。当时报务员高速抄下来的外电,字迹很难辨认,字迹像“乱麻”加“豆芽”。翻译组的同志们通过艰苦、细致的探索,终于摸清规律,夜以继日地一一把它们破译出来。
    日寇投降后,内战爆发,我写了《告侨胞书》,并分别用广东话、闽南话和国语,向海外侨胞广播。后来,归侨们向我谈起当年在国外听到《告侨胞书》,得知他们的父兄和亲朋好友在国内抗战中或建立了殊勋、或付出了年轻的生命时,都为之热血沸腾。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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